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柯溢能

浙江和敦煌的距离，并不像地图上看起来那么遥远。

当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把敦煌残卷第一次带到北京，展现在中国学术界眼前，是两位浙江人——罗振玉和王国维，率先意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中国由此涉入敦煌学这一世界学术潮流。

一个多世纪来，几代浙江学人奋随其后，薪火相传：姜亮夫、常书鸿、樊锦诗、蒋礼鸿、郭在贻……这些名字，不断拉近了浙江和敦煌的距离。敦煌学研究，成为近代浙江学术极具标志性的一脉传统。

这条文脉至今依然不竭涌动。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等全新技术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浙江学人以崭新的路径加入到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和敦煌学研究中来。他们的初心与历代先辈别无二致，而研究手段则已大大跳出传统的范畴，真正践行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我们在此讲述三位当代浙江学人的敦煌故事，他们遇见敦煌的机缘也许各不相同，但都构成了浙江与敦煌续写不解之缘的最新篇章。

让“孤儿”回家、“亲人”团聚，张涌泉：

拼接远去的古代文明

张涌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十余年来一直沉浸在一个无比宏大的“拼图游戏”中。他的思绪穿越千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反复寻觅，才可能发现两块碎片的拼接点。

这实则是一项“冷门绝学”——敦煌残卷缀合。2020年底，张涌泉团队《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

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总数约有70000号，对其整理、分类并实施数字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敦煌残卷缀合让实施这一重大工程有了坚实的基础。

“敷已”——当青年学者朱若溪还在跟随张涌泉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第一次遇见了只写着这两个字的残片，大小仿佛报纸的一角，贴在编号为“北敦2301号”的敦煌残卷卷首。

超过九成的敦煌文献都残缺不全。这块写着“敷已”的残片，应该也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又粘在这里的。张涌泉看着这两个字，头脑中搜索着文献，寻找两字接连出现的情况。很快，《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段话在他脑海中跳了出来：“佛告具寿阿难陁：‘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时阿难陁受教敷已……”再细看这张残片，他发现“敷”字上方还残留着一点笔画，正像“教”字的下半部分。这样，残片来自某份《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根据这个提示，朱若溪随即逐一查找比对所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直到找到“北敦3894号”卷子。将写着“敷已”的残片填充进这份卷子的残损处，刚好连成“时阿难陁受教敷已”。不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来，就连残片右侧原本不显眼的残留墨迹也有了归属——来自前文的“陁”“汝”二字。

“这就像让孤儿回家，让亲人团聚。缀合工作应当是我们所有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敦煌学大家姜亮夫先生很早就作出过这样的论断。”张涌泉说，囿于敦煌残卷分散在世界各处，难以汇集在一起，系统的缀合工作长期以来没能实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过去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的敦煌残卷纷纷影印出版。大量清晰的、彩色的敦煌残卷图版变得触手可及，让苦心孤诣的学者终于有条件投身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拼图”之中。

张涌泉团队冷板凳一坐十余年，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目前他们已缀合的写卷达5000号以上，写卷内容包括60多部佛经，所缀合的残片分藏四五家收藏单位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敦煌文献缀合，对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比如，我们成功地把3张分藏在俄、中、法的残片缀合在一起，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张涌泉说。

残卷缀合工作还为人们理解敦煌的历史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张涌泉认为，敦煌藏经洞中的大量写卷，很可能在10世纪就已经残损了，这些古坏经文之所以被收集存放于此，是为了充作修补佛经的材料。而且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显然是为了利于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佛经修补工作中断后，藏经洞也就被封存起来。这些文献虽然残损，但因其来源于“诸家函藏”，从而使其具有图书馆或百科全书的性质，有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