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性焦虑与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有关青年创作
一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呼唤文学对当下经验的表达和阐释。文学怎么写当下?怎么塑造新的人群?怎么捕捉新的生活经验?今天,这似乎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重大的关注甚至焦虑之一。事实上,从卫慧、棉棉一代“蝴蝶的尖叫”,到“新概念”作家群体一度张扬的叛逆青春,再到近年来文学界对“90后”青年作家的格外关注……先锋文学大潮退却后,许多能引起文坛大争论、大热情的事件和现象,其内在多半与我们对新形象、新经验、新生活、新想像的召唤冲动有关。我们一直在急迫地呼唤文学,希望它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当下性”;而这种呼唤和期盼,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落在浸润成长于新经验之中的青年写作群体身上。
藏在这呼唤背后的,或许是一种隐秘的焦虑:当时代经验以指数级的速度加快更新,文学这门古老的手艺,对此的跟进却显得有些吃力。如若同电影电视剧等依靠画面语言实现表达的新兴艺术文本相对照,这种焦虑便显得更加突兀而几近于恐慌了。难道不是吗?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学最擅长处理的依然是土地的抒情、历史的波涛,及至近些年迅速兴起的“小镇故事”,事实上也同我们当下最核心的时代想像之间存有一定的时差。当然,我绝不是说这些古老的命题已失去价值,问题在于,最“当下”的经验元素——例如信息时代的都市生活结构和消费时代的个体行为景观——在文学中似乎的确没能获得足够充分、足够深刻的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者说制造了某种读者层面的不满足。这样的状况或许并不能完全怪罪我们的作家们,面对这样高度新鲜、急速变动而又相当碎片化的当下现实经验,文学创作的难度的确是存在的;而用镜头生动拍摄出大都会的表层奇观(那些以艺术品维度界定自身的影视或视觉作品则不在此列),抑或干脆用流量短视频烘托出时代生活的吉光片羽,无疑要比用文字挖掘出当代经验的抽象神髓和深层逻辑容易得多。在一个高度感官化、符号化的时代(借用波德里亚的概念来表述,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斥着“仿象”的时代)中,作家若试图——以真正文学而非哲学的方式——厘清感官材料与符号逻辑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建构、复述其与个体精神世界间隐秘却必然的关系,确乎是一件狗咬刺猬般令人挠头(乃至秃头)的工作。
有关于此,可能的应对方式也有很多。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有大量文学作品在强调“当下现实质感”:各种眼花缭乱且极具代表性的现代世俗生活内容,正被这些作品成批量地塞进文学记忆的集装箱。问题在于,在这轰轰烈烈的“装填运动”中,“当下”与“文学”真的充分结合了吗?或者说,当下现实生活经验,真的已经与文学性融洽相处,进而获得有机的美学合法性、并被嵌入时代的精神坐标系了吗?对此我表示怀疑。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现场中,出现了一种奇特而又颇为隐蔽的现象,我称之为“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
先说“材料本位”。当下许多文学作品里,塞满了花样迭出的“当下生活材料”。名牌坤包、化妆品、咖啡、纹身、小众音乐节、旋转餐厅、酒吧和夜总会……海量的“物”以及围绕物展开的动作,织构起有关时尚青年或白领阶层的生活想像,仿佛人物(及其生活)本身便是这些材料的集合体,又仿佛作家祭出了足够多的现代生活符号便是写好了现代生活及其中的人。这些材料和符号以纯粹数量堆积起巨大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看!我写得多么当下!与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多么相关!然而,为什么又说这种材料的堆积是“虚伪”的?因为它们常常以在场的方式缺席。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张牙舞爪的材料戏份很多,但实际上,它们多是以景观化、模式化、背景板式的方式出现,不是活体而是标本,不是承重墙而是石膏罗马柱,因而随时可以被贴上标签、也随时可以被替换甚至拆除。它们体量庞大,却是虚胖的,常常游离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故事的核心意蕴之外。
于是,我们一次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孤独的少年坐在音乐酒吧里谈论爱情,其精神姿态和情感结构却像是躺在麦地里仰望星空的海子,甚至与千年之前跪在女子窗下吟唱小夜曲的法兰西骑士相差无几。或者,这一个故事里喝酒的少年,与另一个故事里逛美术馆的少女在精神面貌上极其雷同。偶尔这些人物喝醉了或逛累了,跑到大街上撒撒泼,装疯卖傻之中说不定有几句台词或者几个泄露出时代生活的秘密——可是等一下,为什么我笔下跳出的词汇是“台词”、“身段”?也许在潜意识里我就认为这些笔触往往太过仪式化以致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的环形剧场,事实上绝大多数聚光灯从天而降的刻意处理都很容易虚化成寓言,而寓言对现实语境的“浓缩”有时更像是“抽离”、因而近乎一种逃避。我们时常会遭遇那些喝着2018年啤酒的18世纪主人公,也时常会见证作者用极其个性的材料讲述了一个毫无个性的故事。经验材料与文本灵魂之间关系不大,二者像陷入中年危机的夫妇一样,仅仅形式上睡在一起。